跟高若海总编交往之初得到的印象，是温雅谨重，总是用礼仪同人隔出一段距离，给彼此留下周旋的余地。后来听说他早先在新闻系教书，年轻时很有才名，有一段路走得艰难，所以凡事小心。交往久了，发现他其实还是外冷内热，北方汉子的本色，仍会时或一现。譬如在合适的场合和气氛里，他也能喝到酒酣耳热；譬如遇到难以容忍的事情，他也会愤然作色，说是“我也会……”有件事儿是传为美谈的：几年前一个晚上，我们一群人在出版社商量事情弄得迟了，走出来发现大铁门已经上了锁。当然可以爬铁门翻出去，但高总也在，论身份、年龄和一贯的矜持，他行吗？不料他居然很有兴致，三下两下就落脚在门外，掸掸衣服，依旧神定气闲，于是众人开心大笑。
1981年，高若海调入新创办的复旦大学出版社，迄今是20年编书生涯。从普通编辑到总编，一个台阶不少，辛辛苦苦地做上来。他在社里的形象是谦抑的，没有提出过很惊人的主张、响亮的口号，大家也没有感觉到他在强力推行某种方针的压力。而复旦出版社在高若海负责编辑业务之后，面貌却是在一步步地改变着。1995年获25项图书奖，首次在全国大学出版社中名列前茅，之后也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势头。教材和学术专著两大系列，渐渐成为复旦出版社的品牌特色。就拿学术性专史这一块来说，已经印行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中国思想史》、《西方社会思想史》、《当代文学教程》等，都引起相当大的反响；另有《中国人口史》、《中国行政区划史》、《中国通史》、《中国史学史》等数种，将陆续推出。“希望通过逐年积累，在学术性专史的主要领域，都能拿出具有代表性或具有独创特色的著作”——高总的愿望如此。
不喜欢夸张的高若海，内心里有些追求颇有理想化色彩。譬如说，名牌大学的出版社应该办成什么样子？他觉得应该成为所有出版社中层次最高和最具权威性的；现在虽然做不到，但必须建立这样的目标。那么大学出版社的总编呢？高总以为除了广泛的知识，他还应该对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成果和走向有比较清楚的了解，这样才有可能对一部书稿在相关研究领域中的位置作出可靠的判断。在说这些话题的时候，我顺带问高总最近读什么书，他回答是《郭店楚简》。
学术专著的出版大多是赔钱的，某些出版社因此对这类书的编印工作难免粗糙。但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层，却有另一种意识：要让学者们感觉到把书稿交给复旦出版社是最可放心的，他们艰巨的劳动会得到理解和最大的尊重。像葛兆光教授的《中国思想史》拿到复旦出版，高若海因为这书重要又不易处理，亲自担任了责任编辑。作为名家著作，原稿是不需要改动的；但为了防止有错，高若海认为自己必须把原稿的内容——包括一些怪异的引文——弄明白，所以常常要对一节文字想很久，确认“没有问题”。还有像专程上北京看望作者，亲自下印刷厂监督印制质量，在这位总编看来都只是份内寻常事。而正是这种尊重，不断为复旦出版社赢得校内校外的作者。
获得好稿子固然不容易，要把不合适的稿子处理好有时更为困难。因为大学出版社与学校关系密切，作者常常会是编辑的老师、同学或学生。有时关系很特殊，退稿对编辑是很大的精神折磨。作为总编，这恰恰又是高若海最容易遇上的难题。他退过一位公认的老实人想赖以在最后关头解决职称问题的书稿，退过一位生活不易的、曾教过自己的退休老教师的书稿……，这些事情隔了多少年想起来还是令人痛苦，觉得自己也许做错了——但为了防止出版社形象的恶化，这样的事情还是不得不做。
出版久已成为高若海的事业。这里面有许多的辛劳，难以免却毫无必要的麻烦，还有由于调节人际关系、自我控制而带来的精神疲惫。偶尔的一回，高总去海南岛开会顺带游玩，他对着海边的美景忽然发出感叹：真想从此在这里住下，不用回去忙那些事……。
出版恐怕将会成为高若海一生的归结。旧日同窗，后来有身居要职的，有享誉学界的，而作为出版人，尽管荣获首届“上海出版人奖”，但高若海仍不可能为许多人们知晓。他不仅少负才名，学有专长，在中国美学史领域还下过不少功夫，但如今要有大的成就，已经很难。
怎么看自己呢？高若海微有沉吟，而后肯定地说：这还是值得的吧。看见自己经手的书长长地排在书架上，有一种深受感动的快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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